從電燈到咖啡：現代社會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睡眠？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睡眠「成了另一種被儘可能開發的商品」。
潘文捷 [英] 布萊恩‧費根 [英] 納迪亞‧杜蘭尼 2020/07/16 09:00瀏覽 12.5w來源：界面新聞[字體：宋](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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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世界工業化之前，人們的睡眠是什麼樣？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睡覺時會用熟悉的東西將自己自己包圍，他們每日睡前凝視著繡在床品上的宗教形象祈禱，唸誦經文，向上帝告解。埃及人也認為，睡眠和夢境能夠與神明交流，和來世溝通，人們甚至可以通過睡眠來療愈和引導自己的生命。不過，在今天忙忙碌碌的世俗社會，大多數人只不過將睡眠作為消除疲勞的方式。我們在睡覺時做的夢，如果醒來還能記得，往往也只是留存在自己心中的秘密。
關於睡眠，歷史學家羅傑‧埃克奇提出了一種理論——在世界工業化之前，人們常常擁有所謂的初段睡眠和二次睡眠，也就是說，人們在一整夜分兩個時間段睡覺，中間有一兩個小時是醒來的。在進入工業化之後，傳統的雙相睡眠模式碰上了被日程表支配的現代世界，孩子從小就必須按時上學，長大後則必須準時上班工作。如果人們依然遵從自然的雙相睡眠模式，可能就會丟失對節奏的掌握。在這種情況下，睡眠「成了另一種被儘可能開發的商品」，數十億人服用安眠藥促使自己安睡，還有數十億人選擇咖啡振奮精神。掌握自己的時間，不受睡眠問題困擾，成為了我們時代的奢望。在下面這篇書摘當中，《床的人類史》作者、考古學家布萊恩‧費根和納迪亞‧杜蘭尼就講述了人類祖輩的睡眠習慣，以及工業化社會給睡眠帶來的變化。
安眠藥 圖片來源：newfocusintlcn.com
《穿越時間的睡眠》（節選）
文 | [英] 布萊恩‧費根 [英] 納迪亞‧杜蘭尼
譯 | 吳亞敏 譯
「嘀嗒嘀嗒」
做夢是我們漫長的睡眠過程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有一個內在的「生物鐘」——或者稱它為「生理節律」——在每天運行著。人類的眼球後面有2萬個不可見的神經細胞，記錄包括光線在內的環境信號，以保持我們的生物鐘時間準確。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專家托馬斯‧韋爾（Thomas Wehr）將一組志願者安置在一個試圖模擬自然界、每天有14小時都保持黑暗的環境中，為期一個月。8到第4周時，志願者們能夠保持每天平均8小時處於睡眠狀態，但睡眠並非完整而連貫的。
相反，志願者們往往會在夜裡躺在床上時保持一兩個小時的清醒狀態，然後在黑暗引發褪黑激素激增後迅速入睡。在經過三五個小時的睡眠之後，志願者會醒來一兩個小時，然後再睡三五個小時。韋爾把睡眠的間隔期描述為「非焦慮清醒」（non-anxious wakefulness），這近似於「冥想狀態」，有著單獨的內分泌規律，包括泌乳素水平升高，這是一種與哺乳期和性高潮相關的減壓激素。韋爾認為，實驗表明，這種「雙相」睡眠模式是人類天生具有的夜間活動節律。
「非焦慮清醒」階段近似於冥想狀態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歷史學家A.羅傑‧埃克奇（A.Roger Ekirch）對韋爾的研究結果感到震驚，他開始收集有關雙相睡眠的歷史文獻。李維的《羅馬史》和維吉爾的《埃涅伊德》（Aeneid）都以拉丁語著於公元前1世紀，其中記錄了不少關於雙相睡眠和多相睡眠的內容。到了中世紀，根據喬叟等作家的記載，英國人常常在傍晚就早早開始「初段睡眠」，然後醒來，可能吃點東西，再享受回籠覺，而這種二次睡眠可能要到凌晨時分才會開始。在睡眠的間隙——英語國家似乎稱之為「守夜」（watch/watching），人們可能會回憶他們夢見了什麼、彼此交談、吸菸、吃東西或行房（猶太典籍認為這時候有利於生育）。其他一些人則把這段時間虔誠地奉獻給神靈。
許多宗教把清晨看作對精神世界而言意義非凡的時刻。例如，早在6世紀，本篤會的創始人、努爾西亞的聖本篤（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就要求他的修士在午夜過後起床吟誦聖詠。到了中世紀中期，天主教徒通常在清晨安靜的時間裡祈禱。這些虔誠的祈禱還有利於增強對抗魔鬼的能力，因為在西方的民間傳說中，巫術和黑魔法在凌晨時分魔力最盛。1484—1750年，大約有20萬西歐婦女因被判定為女巫而慘遭殺害：她們的罪行之一就是在深夜無緣無故地外出遊蕩。所謂的「女巫時刻」（witching hour）首次出現在文獻中是在1883年，指的是從午夜時分到凌晨4點之間的夜間時刻。顯然，這在當時是限制女性自由活動的一種極佳的方式。有更多證據表明，男人會在「守夜」時進行一些不法的勾當。1680年，安東尼‧霍內克爾（Anthony Horneck）牧師哀嘆當時的賊匪都在半夜起來搶劫殺人。一個世紀後，1775年，J.克萊頓（J. Clayton）牧師出版了毫無幽默性可言的《給窮人的友好建議》（Friendly Advice to the Poor），其中就「午夜狂歡的危險」向人們做出了警告。
對於其他人，尤其是對普通城市居民來說，半夜醒來更多是為了養活自己。17世紀早期的作曲家奧蘭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為一首名叫《倫敦的吶喊》（The Cries of London）的街頭歌曲填了詞。這首歌以一個商人打開店門，高唱「上帝保佑你早安，我的客人，凌晨三點，一個晴朗的早晨」為開頭。很快，商人加入了一群人的合唱隊伍，唱出他們所有的在售商品，假裝聽眾都是他們的顧客。這座城市凌晨3點就開始生機勃勃了。
如果多相睡眠曾是如此普遍的現象，那麼為什麼我們都忘了這回事呢？為什麼沒有更多的研究資料可供參考呢？也許是因為雙相睡眠在那些時代太常見了，以至於沒有人會專門研究它。17世紀偉大的作家，如喬治‧威瑟（George Wither）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都把多相睡眠視作普遍的日常現象。洛克在1690年寫道，「所有人的睡眠都有間隔」，卻沒有進一步論述。此外，在17世紀末，留下日記或其他可能與個人睡眠模式相關的記錄的人數大幅增加——早些時候，日記這種東西還是很少見的。到那時候，人造光和夜生活早已成為富人的時尚——他們是留下各種生活記錄的主要人群。因此，有一種結論是，多相睡眠與缺少人造光的時代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繫，因為這種光線模糊了日與夜之間的界限。
人類學的研究能夠解釋這場爭論嗎？20世紀，人們對於提夫人、查加人和吉威人三個非洲民族進行了研究。他們既沒有工業，也沒有電燈，仍生存在農業社會中。在這三個群體中，雙相睡眠是很普遍的現象。直到1969年，生活在尼日利亞中部的自給自足的提夫人，依然遵循「初段睡眠」「二次睡眠」這種傳統的睡眠節奏。此外，一個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睡眠障礙中心的傑羅姆‧西格爾（Jerome Siegel）領導的團隊，對生活在坦桑尼亞、納米比亞和玻利維亞的三個互不干擾的狩獵-採集型社會部落進行了研究。在不同的情況下，研究人員幾乎都找不到當地部落成員夜間發生多相睡眠的證據，但有證據表明，他們在白天，尤其是夏季，會出現午睡的情況。他們還發現，這些部落成員平均每晚只睡6小時左右，少於現代西醫一般推薦的8~9個小時。但是，這並沒有對他們的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如產生肥胖、糖尿病或情緒混亂等後果，而科學家經常把這些問題與睡眠不足聯繫起來。西格爾的研究團隊據此認為，連續睡眠約6個小時似乎代表了「人類的核心睡眠模式，這極有可能是前現代時期智人的特徵」。任何現代人類群體，無論多麼與世隔絕，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通往過去的入口。沒有任何一個接受過研究的人類群體能活在隔絕於工業世界的原始且未經開發的史前時代。人類學領域的先驅有時也會研究對西方人或現代科技聞所未聞的群落，但這些人除了偶爾提到誰跟誰睡了、什麼時候睡了以外，從沒有提及任何睡眠問題。而且，他們認為睡覺這事太平凡了，根本就不值一提。出生於波蘭的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曾在太平洋西南部的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 Islanders）的居民中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在他的日記中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去睡了」。但在他睡覺時，島民們卻毫無睡意，仍在談天說地。這又是一個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睡眠觀點存在差異的經典案例。雖然馬林諾夫斯基忠實地描述了他們睡覺的小屋的樣子，但幾乎沒有寫到他們的床和睡眠習慣。他注意到，睡眠是危險的時刻，因為可能會被敵人突襲，也極易受到巫術的傷害。其他早期的人類學家，如曾研究尼羅河流域努爾人牧民的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年），也做過類似的觀察。
歸根結底，每個社會都以不同的方式教導年輕人應該如何睡覺，因為睡眠既是一種生理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此外，智人非常擅長適應環境。我們總是有各種各樣的辦法處理任何事情，我們不能認為所有人類都是按照同樣的方式睡覺的。雖然在針對非工業社會的少數人類學研究中，雙相睡眠似乎是佔主導地位的睡眠模式，但它也很可能不是唯一的睡眠方式。儘管如此，我們對雙相睡眠模式的傾向，或許能夠解釋現代人正在面臨的一些睡眠問題為何存在。
工業化睡眠
在我們這個被日程表支配的現代世界裡，一個完整的產業應運而生，它致力於幫助我們入睡，又讓我們按時醒來。第一種現代安眠藥是在1903年研製成功的，這是一種合成的巴比妥酸鹽，通稱「佛羅拿」（Veronal）。到1930年，美國人每年服用巴比妥類藥物的數量超過10億劑。2013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出具的一份報告稱，有900萬美國人（佔美國成年人總人數的4%）使用處方安眠藥。據估計，2014年，全球範圍內在輔助睡眠上的總支出約為580億美元，預計到2023年將增至411000億美元以上。令人痛苦的是，這些藥片往往只能延長20分鐘的睡眠時間，而且還有很多副作用，小到提高跌倒的頻率，大到提升痴呆的風險。
然而，為不良的睡眠狀況施加補救措施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羅馬皇帝瓦萊裡安（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公元253—260年在位）是由纈草（Valerian，以他的名字命名）製成的混合藥物的擁護者。鴉片是另一種長期流行的藥物。古埃及的醫學莎草書建議人們把鴉片、薰衣草和洋甘菊混合起來使用。16世紀，一名法國醫生建議人們讓吸血水蛭在自己耳朵後面吸出一個洞，再塞進一粒鴉片助眠。那個年代，大多數富有的失眠症患者更喜歡選擇一種更加省事的方法，即飲用將鴉片和經過稀釋的酒精混合製成的鴉片酊。在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助眠劑是一種酒精、糖和鴉片的混合物，被稱為鴉片酒（或鴉片酊），這種類嗎啡混合物通常比杜松子酒或葡萄酒更便宜。酒精本身也能用於助眠：很多德國人睡前會喝一小口含酒精的「睡眠飲料」。
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睡眠輔助物的種類也呈指數級增長。人類進化論者可能會把這些藥片看作人類適應力的另一種表現：我們需要它，因為工業資本主義把我們塞進了一張嚴格的時間表裡。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必須按時起床上班，這往往需要走出家門，還必須遵循固定的工作時間。用記者阿麗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的話說，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睡眠「成了另一種被儘可能開發的商品」。這種文化灌輸在兒童時期就開始了：5歲的孩子被迫按時起床上學，如果遲到就得接受處罰。作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托馬斯‧傑斐遜不是一個堅定的工業化擁護者，他認為，教育普及是民主共和國必備的關鍵條件，但正如現實中那樣，這也方便下一代為時刻承受工作場所殘酷的時間表壓迫做好準備。這種灌輸意味著如果我們在凌晨醒來，遵從自然的雙相睡眠模式，可能會立刻陷入恐懼：該怎麼面對這馬上就要到來的一天呢？我們中的數十億人選擇吃下安眠藥，剩下的那些會繼續焦慮不安。然而，在懷錶、工廠花名冊和火車時刻表出現之前，睡眠是沒有時間表的。唯一的結果僅僅是，上床的時間越晚，醒來的時間就越晚，二次睡眠的時間也會隨之向後推。例如，在喬叟的作品《侍從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中，韃靼國王的女兒卡納西（Canacee）在「黃昏後不久」就入睡了，之後在初段睡眠後的清晨醒來，而她的旅伴們則熬到很晚，然後一覺睡到天亮。
工業時代帶來了一種新的誘惑：夜晚搖身一變成了燈火通明的遊樂場。這並不是說照明設備是種新興事物。在羅馬帝國的以弗所和安提阿已經出現了街道照明設施。公元9世紀，西班牙南部的科爾多瓦也裝上了一些照明設施，但這種照明設備直到工業革命時代才開始普及。價格低廉的煤氣燈和電燈的推廣意味著到19世紀後期，晚睡不再是有錢人的特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睡眠研究員馬修‧沃克（Matthew Walker）認為，由明亮的夜晚導致的對睡眠的抗拒，正在使我們發胖、生病和抑鬱。過去，黑暗籠罩著夜晚。作為考古學家，有些工作會把我們引向極其偏遠的地區，讓我們進入沒有電力的世界體驗一番。當我們在也門紅海平原的一個偏僻地區挖掘某個考古點時，典型的夜晚場景往往是這樣的：我們圍坐在篝火旁直到夜幕降臨（在冬天天黑得很早），然後我們會意識到夜晚實在太黑暗了，於是打開手電筒；大批飛蟲以末日降臨之勢被燈光吸引過來；關掉手電筒；想起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得在凌晨5點鐘跟太陽一同起床；回到安全的帳篷裡睡覺。在我們的現代世界裡，夜晚帶來的壓迫感有時會被遺忘。在英語中，黑暗曾經有個專屬的稱呼——「夜季」（nightseason）。即使是在中世紀歐洲的大城鎮裡，旅行者也會僱請燈夫來為他們領路。在倫敦，這些人被稱為「接引夥計」（linkboys）。他們手持熊熊燃燒的火把照亮道路，扮演引路人的角色。
直到1667年，在法國路易十四的統治下情況才開始改變。他的王室政府開始在巴黎的街道上安裝油燈，到1670年，共安裝了3000盞；到1730年，這個數目又翻了一番。17世紀末，已經有超過50個歐洲城市倣傚了巴黎。1807年，倫敦的蓓爾美爾街（Pall Mall）成為第一條被煤氣燈照亮的城市街道。到1823年，近4萬盞街燈照亮了總長約320千米的倫敦街道。
公共照明徹底改變了城市生活。燈火通明的街道保護了那些過去在黑暗中走出家門就會成為潛伏的強盜的獵物的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發展迅速的城市裡，各種社會階級都可以盡情地享受夜生活，進行社交活動直到深夜。喧鬧的夜晚狂歡者也引發了他們自己的問題，因為深夜的酒店和酒吧往往會成為激起公眾憤怒的焦點。出於這個原因，以及更多其他的原因，倫敦在19世紀上半葉出台了最早的職業警察制度。漸漸地，睡眠時間變得更安全，人們也得到了更好的保護。儘管我們現代人有很多睡眠問題，但安全感確實有利於睡眠，這就是為什麼睡眠研究人員發現寵物貓和家養馬在屋子裡或是在馬廄裡受到保護時的睡眠時間會更長。也許，我們這些現代人所承受的睡眠損失，可以用那些被遺忘的收穫補償。
避免睡覺實際上能提高工作效率，這是什麼觀念？許多領袖人物聲稱他們幾乎不需要睡眠，其中包括瑪格麗特‧撒切爾、比爾‧克林頓等人。我可以再次引用阿麗安娜‧赫芬頓的話：「晚上不睡覺成了……一種力量的象徵，一種衡量男子氣概的方式以及最大限度的效率。」然而，這種「男子氣概」並不完全是現代的特質，因為世界上每個單一文明（或每個留下書面記錄的文明）都是父權制的，即由男性統治。「男子氣概」最早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
歷史上一些偉大的軍事將領也因身為短眠者而受到欽佩，包括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崙。溫斯頓‧丘吉爾也許是最著名的短眠領導人，人們相信他只需午睡片刻就能維持精力——此後，一些科學家認定午睡是人類固有的生理節奏的一部分。丘吉爾建議說：「有時你必須在午餐和晚餐之間睡一會兒，沒有折中的辦法。」「脫衣服睡覺去吧，我總是這樣。不要覺得你會因為在白天睡覺而少做工作……你能幹完更多的事情，而且事半功倍……當戰爭打響，我就必須在白天睡覺，因為那是我唯一能履行職責的辦法。」正是這種習慣使他很晚才睡，而且只睡大約4個小時，他的屬下因此深感困擾。丘吉爾不僅在床上睡覺，還在床上做出重大決策，接見將軍和大臣，規劃出擊敗了希特勒的戰略。其他精力充沛的名人也有自稱為短眠者的。據不可靠消息，萊昂納多‧達‧芬奇在創作《蒙娜麗莎》時一天只睡兩個小時，而且他把睡眠拆碎，每隔四小時就打一刻鐘的盹兒。本傑明‧富蘭克林發明了一句讓人掃興的短語：「早睡早起身體好，讓人更富更聰明。」但是，據他本人的日記記載，他其實睡得挺多，一般是從晚上10點一直睡到早上5點。伏爾泰每晚睡4個小時，但毫無疑問，這是他每天喝40杯咖啡養成的習慣。隨著工業時代到來，咖啡消費量的大幅增長絕非巧合。大多數人如果沒有足夠的睡眠就會很難受。例如，眾所周知，只需少量睡眠的溫斯頓‧丘吉爾深受抑鬱症「黑狗」之苦。然而，雖然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但確實有極少數人平均每晚只睡大約5個小時，卻沒有對健康造成任何不良影響。這些被稱為「天生短眠者」的精英往往生性積極樂觀。相比之下，長時間的睡眠往往與心情低落有關。托馬斯‧愛迪生就是歷史上的天生短眠者之一，相較於其他人而言，雙相睡眠對他來說更加沒有必要。據說他經常睡在辦公室裡的一張簡易小床上，或者乾脆睡在辦公桌旁邊的地板上，每晚只需睡4個小時。他瞧不起那些需要更多睡眠的人，年過八旬後，他還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未來的人類會在床上花更少的時間……在古代，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萬年後，人類根本不用睡覺。說真的，睡覺這件事很荒唐，是一種壞習慣……世界上沒有比睡得太多更影響人的工作效率的事情了。」
可以預見，在我們這個被時鐘驅使的時代，早起被吹噓成人們追求名聲、獲取財富的關鍵。1859年，「青年早起協會」成立，其成員聲稱，他們的成功歸功於清晨。他們的觀念在今天一場名為「奇蹟早晨」（Miracle Morning）的網絡運動中得到了回應，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熱情洋溢的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作家哈爾‧埃爾羅德（Hal Elrod），他倡導粉絲們在早晨5點起床，感受非凡的創造力。為了以此進行研究，我們親身實踐了他的提議：確實有效。我們從未感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但這只是在實踐的第一週。在那之後，我們就感到了疲憊。我們不再參加夜晚的狂歡，因為床在呼喚我們。如今，我們成了《閒人》（The Idler）雜誌的編輯湯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的信徒，他寫了幾本關於懶散生活的書，他的人生哲學提倡人們在床上多躺一會兒，多享受生活。
但是，我們到底應該在床上躺多久呢？2002年，斯克里普斯睡眠研究中心（Scripps Sleep Center）的丹‧克里普克（DanKripke）領導了一個涉及超過100萬北美人的大型研究項目，目的是確定人的最佳睡眠量。他的報告顯示，每天睡7個小時左右的人死亡率最低（這是當時美國人睡眠時間的平均值）。到2017年，英國睡眠委員會的《大英就寢時間報告》顯示，74%的英國人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12%的英國人睡眠時間低於5小時，30%的人說自己「大多數晚上的睡眠質量都很差」。我們很難找到能解決這一切的辦法，但我們也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一種重返前工業化時代的方法——為自己而工作，掌握自己的睡眠時間。那些意識到自己的自然睡眠模式是雙相睡眠的人可以放心地在晚上醒來，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伸手倒出安眠藥，或是在鬧鐘的每一聲「嘀嗒嘀嗒」中膽顫心驚。畢竟，我們可以在床上做很多事情。
《床的人類史：從臥室窺見人類變遷》
[英] 布萊恩‧費根 [英] 納迪亞‧杜蘭尼 著 吳亞敏 譯
未讀‧貴州人民出版社 2020-6-1
書摘部分整理自《《床的人類史：從臥室窺見人類變遷》一書第二章，內容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